主席在中国八届二中全会上说：“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，辽西战役的时候，正是秋天，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，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，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战士们自觉地认为：不吃是高尚的，而吃了是很卑鄙的，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。”此后，他就始终把“不吃苹果”的故事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典型范例。

　　多少年来，人们始终认为，赞扬的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发生在锦州，但考证起来，并不准确。据1948年11月8日东北野战军发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文可知，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，发生在兴城韩家沟果园，因为当时兴城市隶属于锦州市。

　　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在辽西的锦州地区（含现葫芦岛市）。1948年，东北野战军有11个纵队和4个独立师、1个骑兵师、1个炮兵旅在此参战，时间长达40多天。锦州、兴城、绥中等地都盛产苹果，深秋十月，正是苹果成熟的时节。罗荣桓和东北野战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召开由各纵队政委、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战前政工会议，要求各纵队做好战时政治思想工作，特别要求严格遵守群众纪律，不动老百姓的任何财物。罗荣桓指着院子里结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说：“要教育部队，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，无论是挂在树上的，收获在家里的，掉在地上的，都不能吃，这是一条纪律，要坚决做到。”

　　1948年秋天，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前，东野三纵队某连战士在老百姓家扫院子时发现地上有个带疤的落果。战士认为，树上的好苹果不能吃，带疤的落果烂在地里挺可惜，不如吃掉。另一位战士正巧经过，他说，纪律条例中没说可以吃落在地上的苹果，所以啥样的苹果也不能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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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样的故事，在当时东野各纵队中比比皆是。1948年10月，三纵结束义县战斗后奉命急赴锦州外围参加锦州攻坚战，八师二十二团三营九连一夜行军近百里，赶至锦州城郊，由于接连几天挖掘工事和激烈苦战，又经一夜急行军，战士们人困马乏，渴得嗓子眼儿冒烟。清晨，他们来到锦州城北上齐台附近一个苹果园。此时接到上级“停止前进，就地隐蔽”的命令。为防止敌军轰炸，连队全部进入老百姓的果园隐蔽。这时太阳慢慢升起来，大家又渴又累，但战士们都知道，部队有纪律，群众的一针一线、一草一木都不能动，苹果就更不能动了。

　　三十六团七连于拂晓前进驻到一个农家大院。这次是要白天休息，晚间行军。大院中间，有两棵硕果累累的苹果树，大院正是七连上课、吃饭的主要活动场地。连值日排长于瑞芝在队前宣布连部的三条规定：一、不准偷拿老乡的苹果，二、不准掏钱买老乡的苹果，三、不准接受老乡赠送的苹果。于瑞芝指着老乡专门用来盛苹果的篮子说：树上的苹果掉下来，谁看到谁就捡起来放到这个篮子里。最后宣布说：这是纪律，要相互监督。

　　当时不在锦州，战士们遵守纪律的事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原来是通过一封电报。1948年11月8日发给的电报，其中有句话写道：“在兴城解决战斗后，某地主之大批苹果，战士一个未动……”正是看了这封电报，第一次知道了战士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事迹。（注：电文里的“某地主”指的是民国议长、兴城籍人士吴景濂的后人，他当时在兴城双树乡韩家沟经营一个很大的果园。）

　　1956年11月10日，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11月15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。用“吃酸菜”和“不吃苹果”两个典型事例阐述了坚持“两个务必”的重要性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初，对“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”的话题又先后两次提及。实际上，从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“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”，他就始终把“不吃苹果”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。

　　据《回忆录》记载：曾在长沙与丁盛谈话，听说他当年参加过打锦州时，还提到了“不吃苹果”的故事。

　　1972年7月27日，中央〔1972〕28号文件转发了、陆军第六十六军、天津警备区清理工作的3个报告，在这个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再次提道：“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，辽西战役的时候，正是秋天，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，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。我看到了那个消息很感动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战士们自觉地认为：不吃是很高尚的，而吃了是很卑鄙的，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。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。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。”

　　1972年8月1日的报纸，各家媒体的一版都刊发了在批示中所说的话。当日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及各省报纸当日的版式一模一样，刊发着在批示中所说的话。

　　就这样，“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……”这句话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，锦州这个城市的名字和锦州作为苹果产地的声誉也名扬天下，并因此深深地印在当时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中，兴城与这件事的关系却鲜为人知。